向電競賭博平臺提供實時賠率數據服務，不屬于技術中立行為

為平臺提供數據服務可構成開設賭場罪共犯

【基本案情】

2015年2月，楊某等人成立某網絡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網絡技術公司），其于2018年11月先后同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汪某、海南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陳某等人簽訂協議，約定為汪某所在公司開發的“V電競”App和陳某所在公司開發的“Y電競”App等兩個網絡競猜平臺提供實時賭博賠率數據等技術支持，確保兩公司獲得約定的盈利，并從兩家公司的盈利中按比例抽成。經查，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案發，“V電競”“Y電競”競猜平臺累計接受賭客投注人民幣30億余元，楊某等人從中抽成獲利共計4000余萬元。

本案中，“V電競”“Y電競”網絡競猜平臺玩家通過充值人民幣購買虛擬貨幣，使用虛擬貨幣在平臺內進行競猜投注，最后將投注獲利的虛擬貨幣通過第三方平臺變現，由此形成“賭資投注—獲利變現”的賭博行為閉環。因此，“V電競”“Y電競”并非單純的網絡游戲競猜平臺，而是以電子競技競猜為幌子行開設賭場之實，汪某、陳某等人構成開設賭場罪是沒有爭議的。由于楊某等人到案后均辯稱不知道競猜平臺存在變現情況，本案爭議焦點集中在楊某等人是否構成犯罪等問題。

有觀點認為，楊某等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楊某等人主要為電競競猜平臺提供賠率數據等技術支持，屬于中立的幫助行為。同時，楊某等人的網絡技術公司僅是汪某所在公司與陳某所在公司的合作公司，未參與競猜平臺的運營管理，無從獲知平臺運營公司是否為玩家提供變現渠道。因此，楊某等人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不能評價為犯罪行為。

另有觀點則認為，楊某等人應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本案無證據顯示楊某等人同汪某、陳某等人就利用電競競猜平臺開設賭場存在通謀。但從楊某等人提供的技術服務內容來看，其提供的是競猜實時賠率技術，俗稱操盤。楊某等人在提供實時賠率過程中，對于其服務的莊家如何運作乃至盈利顯然是知曉的。因此，楊某等人明知汪某、陳某等人利用網絡競猜平臺開設賭場而為其提供技術支持，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法理分析】

筆者認為，對楊某等人應當按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開設賭場罪中處罰較重的犯罪定罪處罰，具體理由如下：

一是行為人為賭博平臺提供賠率數據等服務，應當評價為提供技術支持的幫助行為。本案中，楊某等人根據合同約定，對上述兩公司提供的“V電競”“Y電競”投注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對電競賽程數據和賠率數據進行實時修正并提供給兩家公司，以此確保其獲得合同承諾的盈利。楊某等人用于賠率數據抓取分析的技術優勢，成為競猜平臺得以運行并盈利的關鍵因素。因此，楊某等人提供賠率數據的行為屬于為汪某、陳某等人利用電競競猜平臺開設賭場提供技術支持的幫助行為。

二是行為人對其幫助的對象實施犯罪是否具有主觀明知，應當結合客觀行為進行綜合判斷。盡管楊某等人否認知曉“V電競”“Y電競”系網絡賭博平臺，但其提供的實時賠率被廣泛運用于博彩行業，其盯盤、操盤的目的就是通過實時設置和調整賠率來確保莊家穩賺不賠。而楊某等人正是在合同中承諾確保上述兩公司獲得約定的利潤率，并從兩家公司的盈利中按比例抽成獲利共計4000余萬元，遠高于一般的技術提供方正常收取的服務費用。根據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關于辦理網絡賭博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第2條第3款規定，為賭博網站提供技術支持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明顯異常的，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此外，綜合楊某等人對新入職員工的培訓內容，以及對員工在競猜平臺投注參賭的禁止性規定等證據，能夠認定楊某等人對汪某、陳某等人利用電競競猜平臺開設賭場具有主觀明知。

三是行為人明知他人實施網絡犯罪而提供技術支持的行為認定，應當注意競合的適用。楊某等人明知汪某、陳某等人利用競猜網絡平臺開設賭場而為其提供賠率數據等技術支持，非法獲利4000余萬元，屬情節嚴重，根據刑法第287條之二，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由于楊某等人同汪某、陳某等人簽訂的合同條款掩蓋了利用競猜平臺開設賭場的行為手段，本案亦無其他證據證實雙方存在通謀，因此，對于楊某等人不能以通謀關系直接認定開設賭場罪的共犯。但應當注意的是，《意見》第2條第1款規定，明知是賭博網站而為其提供技術支持等服務，收取服務費數額在2萬元以上的，屬于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該條第2款規定，數額達到規定標準五倍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因此，楊某等人構成開設賭場罪的共犯，且屬情節嚴重。在競合犯的定罪處罰方面，刑法第287條之二第3款規定，具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由此，對于楊某等人應當按照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和開設賭場罪中處罰較重的規定，即按照開設賭場罪定罪處罰。

（作者單位：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